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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重要讲话” 是新闻媒体以及机关(单位) 公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 人们耳熟能详。毋庸讳言， 事实上有很多“讲话” 并不“重要”， 却被人们习惯性地冠以“重要” 二字， “重要” 大有泛滥之势。这种现象究竟好不好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讲话才真正称得上是“重要讲话” 呢? 按理说应当是指那些内容重要、意义重大， 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和真理性的讲话。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 不看内容如何， 只要是领导同志的讲话， 就毫无例外地在讲话前面加上“重要” 二字; 众多的新闻媒体对相关领导同志的讲话在报道时也千篇一律地冠以“重要” 二字， 这是很值得关切和研究的。毛泽东同志在1957 年3 月12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 “我们现在有些文章， 神气十足， 但是没有货色， 不会分析问题， 讲不出道理， 没有说服力……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 对事物有分析， 写文章有说服力， 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6 月版)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虽然指的是写文章， 但对讲话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不讲职务、不看内容， 只要带“长” 字的讲话就是“重要讲话”， 究竟谁的讲话才“重要”，久而久之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重要讲话”了， 弄不好还要加上“最重要” 乃至“最最重要” 的字眼， 岂不成了奇闻!
有的讲话， 内容本来非常重要， 但并未冠以“重要” 二字， 而人们一致公认它很重要。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1957 年3 月2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大标题是： 最高国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 副标题是： 毛主席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了话。以今天的眼光看， 这显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 而《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时候并未冠以“重要” 二字， 只用了“讲了话” 三个字，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这一重要讲话的学习和认识。
又如， 1957 年3 月17 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津人民礼堂做关于“双百” 方针问题的讲话， 内容十分重要。而会议主持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的开场白不过是一句“请毛主席讲话”， 寥寥6 个字。听众并不因为他没说“重要” 二字而不重视毛主席具有战略意义的讲话。要是我们今天的会议主持人讲起来， 那就了不得了， 起码要说这么一句，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作最最重要的讲话!”
可见， 讲话重要不重要， 关键要看其内容，而不是讲话人的身份。实际上， 对领导同志的讲话要不要冠以“重要” 二字， 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务实一点为好。当年吴官正同志在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时候， 有一次到《大众日报》社去视察， 就省委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问题与报社领导“约法三章”， 要求今后“省委领导的讲话， 从我开始， 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 把‘重要’ 两个字去掉， 讲话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重要啊!” 这段话讲得多么切中时弊、直击要害， 又多么深刻有力、发人深省， 令人拍案叫绝。
对于公文中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之类的习惯用语必须加以清理， 从实质上讲，这是当前公文文风方面所存在问题的具体体现， 而文风问题又是党风政风的折射，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并切实加以纠正。
(摘自：秘书之友 作者：岳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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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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